巨大的贫富差异正在对社会和谐造成巨大的伤害,它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华国锋专门问过一位中央领导,回答说没有研究。对于中央来说,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正式谈到对华国锋错误的处理问题。
胡耀邦说,即使华国锋不检查,也要选为副主席。此时,华国锋对外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但内部决定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或者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具有选择性和策略性。张平化继续说:1973年我回湖南,中央决定他任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也还可以。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职务,然后等次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
从张平化这段话来看,从华国锋1959年进入省委班子,到1975年批邓之前,整体看来,他对华国锋印象是好的。问题出在1976年批邓过程中,华国锋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强调湖南工作要转弯子,但是又不讲清楚如何转弯子,让张平化很为难。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灵活的反应,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等种种弊端。
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最后,我还想指出最重要的两点:(1)凯恩斯经济学被经济史家称作危机经济学,这不仅因为其诞生背景是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且因为他的主要分析,也是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危机问题的。他讽刺地指出:每年在1/4以上的学位论文被席卷到这一假说的潮流中。由于国与国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由于存在国际竞争和战争,各国经济必须由国家保护。
二次大战后西德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李斯特主义而不采纳美国人试图输入的新古典主义,作为政策的指导理论。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到本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大萧条,直到最近东欧国家制度的倾覆与苏联的社会动乱,以错误经济理论导致错误经济和社会政策,诱导出社会动乱的前车之鉴,在近代经济史上比比皆是。不少后来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所放弃的古典观点,仍被这一派经济学家维护和发挥。然而在个人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有一个中介者、调解者,这就是民族国家。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
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的代价有多人?是否可保证必定获利?其次,投资转移适应需求是需要时差的。可惜,他的思想在我国介绍不多。所谓资本边际效率,我以为就是马克思所谓平均利润率。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伴生物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的职能,正是迫使经营者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比例失调的强制性手段。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年与凯恩斯学说一起在中国并行不悖地大为流行,并且深刻影响了某些经济决策的另一派西方经济理论,却恰恰是凯恩斯所极力攻击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凯恩斯:《通论》,第383页)这些看法,不是不谦虚,不是不尊重经济学,而是由于从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罗爵士误导法国政府政策,演化出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有此看法)约翰·罗,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
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三、影响我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两种西方理论追溯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中一些方针设计,以及对一些改革方案、蓝图和目标发生影响的理论,使我们立刻联想到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史存在的两条主线。
其实,在亚当·斯密主义流行英国的同时,19世纪在欧洲大陆盛行的却是李斯特所代表的历史学派经济学。所以亚当·斯密主义的本质,是有利于当时工业技术独占世界市场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其真正目的是保障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工业霸权地位。当供给超过需求时,物品价格即下跌,低利润、低价格信号将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于是供给再度实现平衡。(论战另一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兰格。他们也曾试图引入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等等,试图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导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实际当新古典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最新成果在中国流行时,它在大洋彼岸已经遭受了广泛的冲击。
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动,就会中断。他们也曾试图引入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等等,试图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导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他愤怒地抨击斯密主义流行学派抹煞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甚至完成否定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1991年6月12日) 进入专题: 自由新左 新自由主义 。
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与斯密的看法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因此,罗宾斯强调国家不应于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
近年我国经济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而储蓄余额仍大幅度上升,同时发生经济不景气。几百万工人由于失业而乞讨流浪。(4)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这个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因此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而俄罗斯近年的国民经济瘫痪,则恰恰提供了向自由市场全面转移中发生宏观失控所致经济灾难的反面例证。早年信仰新古典主义的凯恩斯,就是在这时走向了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说,主张国家应当干预经济,建立凯恩斯学派。
书中指出,数学在许多经济理论中的运用是脱离实际和意义甚微小的,计量经济的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资本论》第2卷)。
对于这一点,诚实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掩饰。不可从西方经济教产书本中设计描绘的理念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经济现实、社会实际出发。
但现在人们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最优)配置。古今中外,其先例不可胜数。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
他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
所以亚当·斯密主义的本质,是有利于当时工业技术独占世界市场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其真正目的是保障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工业霸权地位。在观察经济理论史的时候,许多人容易发生两种误解。
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灵活的反应,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等种种弊端。兰格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